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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中国战“疫”五字诀******

　　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题：中国战“疫”五字诀

　　新华社记者

　　踏上返乡旅途的人们期盼着与亲人久违的那个拥抱。“烟火气”在升腾，“消费热”在回归，“忙碌劲”在增长。

　　中国战“疫”三年，曙光就在前头。

　　三年抗疫，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因时因势不断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团结带领中国人民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打出“抗、防、统、优、常”组合拳、整体战，一路赢得战略主动。

　　抗，是勇毅担当，上下同心；

　　防，是科学精准，汇智聚力；

　　统，是统筹全局，高效有序；

　　优，是因时顺势，优化调整；

　　常，是回归常态，久久为功。

　　五指成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一以贯之。

　　疫情尚未远去，大考仍在继续。中国正走过艰难时刻，希望之光照亮未来。

　　“抗”：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清晨，武汉江畔，户部巷里。欢声笑语间，热气腾腾的热干面端上桌。

　　“面里有黄鹤楼的味道、家的味道。”武汉人赵磊常来“过早”。

　　赵磊和1300多万武汉人深知，今天这样的安逸是怎样一场惊心动魄的保卫战换来的。

　　不论“抗疫”，还是“抗战”“抗洪”“抗震”，中华民族历经磨难，仍奋勇向前。灾难面前，亿万人的勇毅担当、众志成城凝结在一个“抗”字中。

　　在武汉天河机场，湖北省武汉市第一医院医护人员为广东第14批援鄂医疗队送行（2020年3月23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抗”，有“主心骨”。

　　三年前，疫情突如其来。面对新中国成立以来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生命重于泰山！只要是为了人民的生命负责，那么什么代价、什么后果都要担当。

　　“以非常之举应对非常之事”。中共中央实施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召开数十次会议研究决策，领导组织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大会战。

　　果断关闭离汉离鄂通道，遏制病毒扩散；以世人惊叹的速度建设专门医院、改建方舱医院；争分夺秒提升防控救治能力，提升科学战“疫”本领。中国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

　　各方闻令而动，各就各位。14亿多人水不停、电不停、供暖不停、通信不停、物资供应不断、社会秩序不乱。东方大国顶住了疫情最凶猛的冲击。

　　“抗”，是举国同心。

　　如果说人们与挺身反抗“命运的暴虐”的哈姆雷特共情，为扼住命运咽喉的贝多芬动容，他们也一定会对中国人在百年疫情面前迎难而上、奋起抗争而赞叹。

　　“我必须跑得更快，才能从病毒手里抢回更多病人。”身患渐冻症的时任武汉金银潭医院院长张定宇，踩着高低不平的脚步，在病房里穿梭。与张定宇并肩作战的广大医护人员，被称为新时代中国“最可爱的人”，一些人不幸染病，因公殉职。

　　中国9000多万名中共党员参加到抗疫中。志愿者驾车“逆行”十几个小时为武汉医护人员送餐；数万名建设者奋战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地不分南北，人无论老幼，危急时刻，遍地英雄。

　　从小熟知“愚公移山”“精卫填海”的中国人坚信，中国人民是不可战胜的。

　　2020年2月17日拍摄的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抗”，是命运与共。

　　一个曾供职于西班牙通讯社的记者写道：拉丁美洲等地区收到的每两剂疫苗中就有一剂是“中国制造”。

　　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自身疫情防控面临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尽己所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援助。截至目前，中国已向34个国家派出医疗专家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新冠疫苗。

　　中国从未制造“信息黑洞”，第一时间向世界通报疫情信息，第一时间发布病毒基因序列，第一时间公布诊疗和防控方案，毫无保留同各方分享防控和救治经验。

　　面对全人类共同的敌人，信心和团结比黄金还宝贵。

　　在中国疫情最严重时，俄罗斯飞机载着救援物资飞抵武汉，巴基斯坦捐出全国医院库存口罩，蒙古国向中国捐赠3万只羊，世界各地著名建筑点亮“中国红”祈福，这些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生命至上，举国同心，舍生忘死，尊重科学，命运与共”。中国“抗疫精神”彪炳史册。

　　“防”：14亿人筑起“钢铁长城”

　　“出门三件宝：手机、钥匙和口罩”，“勤洗手、勤通风、少聚集”，核酸检测，健康码行程码……当西方人还在为是否应该戴口罩争论不休时，一个“防”字已成为每个中国人的自觉。

　　“防”，意谓未雨绸缪、防微杜渐、主动作为。“立足于防、立足于早、立足于快”，是中国一次次与病毒交锋后获得的宝贵经验。

　　中国地域广阔、脆弱人群数量多、地区发展不平衡、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特殊国情加之毒株持续变异，让“防”在战“疫”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2021年1月6日，科兴中维的工作人员检查自动西林瓶包装线上新冠病毒灭活疫苗标签。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防”，固在“人民防线”。

　　三年来，中国人“自觉扫码”“就地过年”“居家隔离”，配合国家防疫。

　　每一次变异毒株出现，网友都会分享专家建议、抗疫“民方”；“共享药箱”“共享物资”等邻里互助方式尽显浓浓中国人情味。

　　一些自觉防疫凡人小事至今仍令人感动：完整“复盘”行程轨迹配合流调的北京“西城大爷”；选择留在自驾车内隔离，防止疫情社区传播的“密接者”们；把N95口罩等防疫物资送给“快递小哥”的居家老人……

　　宣传防疫政策和知识，推进疫苗接种，组织核酸检测，分配防疫物资……400多万名城乡社区工作者日夜奔忙，社区网格员“建档立卡，不落一人”，构建起牢固的社区防线。在城乡防疫一线奔忙的“疫情防控志愿者”，成为一道令人印象深刻的风景线。

　　超过2600家社区医院、近60万所村卫生室，近百万个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分级分层、有效协同，不断织牢织密的公共卫生体系让“人民防线”更有底气。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指出，中国防疫为世界提供三大经验：与公众做好沟通、想方设法遏制病毒传播速度、医疗体系做好充足准备。有关经验和成果在许多受疫情影响国家正得到有效运用。

　　北京站工作人员在候车大厅进行消杀作业（2020年6月18日摄）。新华社记者 陈钟昊 摄

　　“防”，贵在科学精准。

　　“别了，行程卡！”去年底，无数网友截屏告别。也有网友笑言，“最好不要再见”。

　　曾提供查询服务超过890亿次的“通信行程卡”，随着防控政策的优化调整正式下线。这个在疫情防控中起到巨大作用的“数字流调”方式，是中国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一个缩影。

　　第一时间建立“联防联控”机制，秉承“预防为主、防治结合、依法科学、分级分类”的防控原则，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群防群控”机制，中国的防疫政策科学、精准。

　　内蒙古额济纳旗短短两周就斩断了德尔塔变异株社区传播链，这得益于快速流调、风险分类等系列精准施策。

　　从早发现、早报告、早隔离、早治疗，到科学划定中高风险地区和管控风险人群；从推广“抗原筛查、核酸诊断”监测模式，到“应检尽检”“应隔尽隔”“应治尽治”“应管尽管”……不断提升分区分级差异化精准防控水平，让中国顶住了多轮疫情的冲击。

　　构筑全人群免疫防线，是科学防疫最安全、有效的方式。

　　疫情暴发后，中国即加紧推进疫苗研发。2020年底，中国首个新冠病毒疫苗附条件上市。

　　中国大力推行疫苗全民免费接种。在一些城市，防疫人员上门“点对点”为60岁以上老人接种疫苗。

　　截至2022年底，中国累计接种新冠疫苗逾34.6亿剂次，疫苗全程接种率超过九成。

　　三年来，中国积极评估现实，动态调整防疫政策，主动、科学、有序的政策凸显“实事求是”。

　　“统”：防疫、发展有机联动

　　防控、发展能否兼顾？这是各国都要直面的一道难题。

　　三年战“疫”，中国做到了疫情不失控、经济不失速、安全不失守，一个“统”字必不可少。

　　“统”，是在两难、多难困境下，对当前与长远、局部与整体的通盘考虑。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一汽-大众华北基地，车辆在生产线上等待装配零部件（2022年6月15日摄）。新华社记者 李然 摄

　　“统”，是统筹兼顾。

　　2022年夏，开工不到三年的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第100万辆整车下线；2023年新年伊始，西安比亚迪草堂工业园内千人作业的汽车总装生产线忙碌有序。企业在加速赶订单，外商继续投下对中国的“信任票”，中国经济脉动持续增强。

　　这是三年来中国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2020年初，脱贫攻坚进入“冲刺”阶段。当时，中国尚有551万农村贫困人口，52个贫困县，都是难中之难、贫中之贫。西方一些观察家断言，中国要在原定时间脱贫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2022年初，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成功举办。此前的东京奥运会曾因疫情延期。

　　如期脱贫、冬奥履约，中国做到了。

　　“如果疫情应对也有金牌，中国应该得到一枚。”参加北京冬残奥会的比利时运动员勒邦说。

　　中国推进金融、外贸、外资、投资、预期稳定，保居民就业、保基本民生、保市场主体、保粮食能源安全、保产业链供应链、保基层运转。战“疫”三年，“统”字贯穿其间。

　　疫情暴发后的第一个春天，云南普洱37名工人乘坐大巴车回福建复工。这趟由政府对接的包车之旅往返5000公里，“从家门口到企业”，既降低感染风险，又助力企业早日复产。

　　2022年上海战“疫”时，产能30%出口欧美的一家汽车零部件头部企业，约1200名员工“吃住在工厂”，优先保障急单、出口单。

　　得益于三年的高效统筹，中国有效应对五波疫情冲击，保持了4.5%左右的年均经济增速，明显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西安一家医疗器械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生产抗原检测试剂（2023年1月4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潇 摄

　　“统”，是“全国一盘棋”。

　　“北京”“湖南”“四川”“山东”……在中国的许多新冠救治医院，医护人员防护服背后写着各省区市的名字。

　　哪里疫情吃紧，哪里就有全国范围调集的最优秀医生、最先进设备、最急需资源。

　　战“疫”三年，中央统一指挥、统一协调、统一调度，各地区各方面各负其责、协调配合，“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充分体现。

　　统筹下，石化企业转产口罩，防疫物流开辟“绿色通道”，全国统一通行证足量发放，外贸企业“白名单”助力“固链”“稳链”……战“疫”各方协同作战。

　　统筹下，多措并举稳岗位、保就业、促创业，重点保障高校毕业生和农民工等群体。发展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在中国，疫情防控、经济社会发展从来不是“选择题”。《华尔街日报》等外媒普遍关注到，中国一方面严格防疫，另一方面修复经济。

　　“无论如何，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一样，会逐渐走出新冠疫情的阴影，世界最终将受益于中国经济的复苏。”美国福布斯新闻网文章说。

　　“优”：因时因势的防疫“突围”

　　8日清晨，上海浦东机场迎来三年来首批“入境不隔离”航班。

　　李先生举着欢迎横幅，在到达大厅等待女儿。“三年没见了，一天都不想耽误。”

　　团圆故事背后是中国疫情防控政策的不断优化。

　　这是2022年12月24日拍摄的北京市西城区广安体育馆简易发热门诊。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优”，是审时度势。

　　社会普遍期待的第十版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诊疗方案近日印发。

　　不再要求病例集中隔离收治；在临床分型中取消普通型、增加中型；完善中医治疗相关内容……增减之间，“优”字彰显。十版方案，每一版都是一次优化。

　　三年来，中国战“疫”曾经历突发疫情、应急围堵、全方位综合防控、“科学精准、动态清零”等不同阶段。疫情不断演变，中国“打法”也随之变化。

　　去年底，中国迎来防控措施优化调整的重大窗口期。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

　　“病毒变弱了，我们变强了”——当奥密克戎病毒致病性减弱，全人群疫苗全程接种率提高，中国防控经验日益丰富时，这个结论显而易见。

　　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美国作家马意骏认为，优化疫情防控正当其时。

　　“优”，需要坚实基础。

　　药企车间机器轰鸣。2022年12月，抗原检测试剂日产能由月初的6000万人份迅速扩产到1.1亿人份，布洛芬、对乙酰氨基酚两类解热镇痛药的日产量提升超过4倍。

　　中国不断优化配置医疗资源，保证公众的药品供给，增加医疗设施。

　　三年间，中国通过完善分级诊疗救治体系，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能力建设，增设发热门诊，增加定点医院重症病床、ICU以及相关救治设备与物资，医疗机构、医务人员的疫情防控和处置经验、能力不断提高。

　　数据显示，截至去年12月25日，全国重症医学床位总数超18万张，较十多天前增加3.1万张，增幅超过20%。全国储备“可转换ICU”床位超10万张，增幅超过26%。全国平均看，去年底，重症床位尚未达到80%占用的临界线。

　　2023年1月7日春运启动。这是当日旅客和乘务员在G1373次列车上拿着新年装饰品合影留念。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优”，成效不断显现。

　　三年来，中国从未放弃保护人民免受病毒侵害，无论他们是新生儿还是百岁老人。

　　尽管人均医疗资源、医学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有较大差距，但全球范围看，中国新冠病毒感染的重症率、死亡率都是最低的。

　　蓄势待发的商业机会正蓬勃涌现。从沿海到内陆，多地外贸企业组团包机“出海”寻求商机。

　　“能再听到中文，感觉真好！”赶在欧洲人过平安夜前收获满满订单的江苏太仓招商小分队，至今还记得，在法雷奥集团公司巴黎总部，法国的商业伙伴向他们打招呼时脱口而出的这句话。

　　在投资者和分析师看来，中国迎来了“前景更加光明”的一年。中国经济出现更快、更强反弹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德国《焦点》周刊网站刊文指出，德国将从三方面受益于中国的疫情防控转段——来自中国的零部件将让德国汽车再次变得便宜；涌入德国品牌的在华门店的消费者将让公司和投资者获得更多利润；德国公司的工作岗位将更加稳定。

　　“在疫情期间，无论是在拯救生命、提供医疗保障方面，还是在经济增速方面，中国的表现均远优于西方。”曾任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的中国问题专家罗思义说。

　　“常”：一切如常却又万象更新

　　“生活如常”——这是许多人的新年愿望。

　　“常”字背后是中国人“寻常日子寻常过、万般滋味皆生活”的朴素追求。

　　“常”，是防控进入新的常态。

　　商务、探亲、就业、学习、旅游、访友……这几天，各地出入境管理局接待大厅里，咨询办理相关业务的人逐渐增多。

　　8日起，中国对新冠病毒感染实施“乙类乙管”。

　　一系列变化因此发生：有序恢复受理审批中国公民因出国旅游、访友申请普通护照；医疗机构不再以患者核酸阴性或者阳性进行分诊；取消入境后全员核酸检测和集中隔离；进口冷链食品不再抽样检测……

　　国家疾控局传防司司长雷正龙指出，常态化情况下，一般不需要采取紧急防控措施。

　　没有三年鏖战，哪来今日“正常”？

　　中国优化调整疫情防控，不是“躺平”、放任不管，也绝非所谓的“全面放开”。中国不断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该管住的管住，该放开的放开。

　　“常”，是百姓生活重回正轨。

　　在国家的保护下，不少人在疫情出现三年后才第一次和病毒直接“交手”。居家养病、“躲病”几周后，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

　　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城市正在恢复生机。在大都市，戴着口罩的上班族挤满了地铁列车；曾搁浅的旅行计划重新提上日程；春运幕启，这个国家正迎来一场“世界最大规模人口迁徙”，“流动的中国”又回来了。

　　这是2023年1月1日拍摄的广州天河路商圈夜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常”，并非终点，而是新的起点。

　　变化悄然而至：更多的人选择互联网问诊；日益勃兴的“云商机”助力经济。

　　若非一场世纪疫情，王奇慧的研究可能鲜为人知。这名38岁的病毒学专家没想到自己会出现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英雄劳动者巨幅影像中。

　　同微观世界中不计其数的病毒打交道——王奇慧从事的乍看不起眼的基础性研究工作，正是中国加强公共卫生体系建设、补齐短板的关键努力。

　　如今，中国已建成全球最大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平均报告时间缩短到4小时以内，具备在72小时内检测300多种病原体的能力。

　　“与病毒赛跑，永远谈不上大功告成。”王奇慧说。

　　一切如常，并非因病毒已消亡，而是国家医疗救治能力更强了，基层治理水平更高了，社会宽容度更大了。中国人面对疫情更加笃定、自信。

　　抗、防、统、优、常——五字背后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是举国同心、团结奋斗的磅礴伟力，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的基因品格，也是全人类命运与共的中国担当。（记者：李志晖、桂涛、李云路、王聪、李来房、娄琛、方栋、周舟、马欣然、赵晨捷）

交叉融合、双向互动：西方史学新趋势之分析******

　　作者：王晴佳（山东大学讲席教授）

　　一

　　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推陈出新，出现了不少新变化，足以证明历史学这一传统学问，正在不断革新和更新。依笔者管见，这些变化或许可以用本文的正题来略加概括。“交叉融合”指的是新兴史学流派层出不穷，但相互之间又没有明显的界限，而是呈现借鉴融合之势；“双向互动”指的是专业史家与读者之间，产生了远比之前更为积极的沟通和交流。不过为了清晰阐明这两种最新趋势，我们或许还得从一个多世纪之前谈起。

　　众所周知，历史研究在19世纪下半叶开始走向职业化，其标志是专业历史学会和专业历史刊物的建立和出版。一批志同道合的学者，以历史教学和研究为业，通过学会活动和专业刊物，相互切磋、交流，以期增进历史知识的获取和呈现。史学工作者建立了自己的学术圈，历史学亦变成一门独立自主的学科。19世纪末于是出现了两本史学方法论的著作：德国史家恩斯特·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和法国史家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指导历史从业者如何习得和掌握历史研究的方法和本领。

　　也正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历史学开始受到其他学科（经济学、地理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的挑战和洗礼，经历了一个“社会科学化”的过程。这一“社会科学化”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一些史家不满德国兰克学派所代表的、以批判和核实史料为主的历史书写模式，希望借助社会科学的方法，对历史演变的过程做更为宏观的概括和解释。兰克学派提倡运用档案史料，其研究重心便自然以政治史、军事史为主，而如果希望对整个社会做综合的描述，那么档案史料就不敷使用了。20世纪初出现的历史学“社会科学化”代表了一个国际性的潮流，德国有卡尔·兰普雷希特、美国有“新史学”派如詹姆士·鲁滨逊等史家，英国有亨利·巴克尔，法国则由亨利·贝尔首倡、而1929年崛起的年鉴学派集其大成。这一“社会科学化”的哲学前提是实证主义，其意图是在确证事实的基础上，对历史的演变做广博的综合解释。换言之，他们不满足只是核定史料，然后据此直书，就一个重要人物的某个或几个事件，讲述一个故事。年鉴学派自称有三大“敌人”：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由此可见其突破、创新的志向。

　　从后世的眼光考察，正是这一“社会科学化”的潮流，促使史学界不同流派的出现，如经济史、文明史、思想史等。二战之后，史学界流派纷呈的态势更为明显。若以美国为例，“新史学”所倡导的思想史在20世纪60年代一枝独秀，而大西洋彼岸的英国则由马克思主义史家带领，开展了“眼光朝下”的劳工史、社会史的研究。到了70年代，美国亦掀起了社会史、劳工史研究的热潮。此时的法国史坛，年鉴学派独霸天下，代表人物费南德·布罗代尔以提倡“长时段”名世，成功地实践了超越“政治史、事件史和人物史”的目标。布罗代尔的弟子如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甚至提倡不再以个别人物的事迹作为历史书写的对象。为了对一个社会做“全体史”的综合分析，计量方法得到了青睐。计量史学在70年代一度大有独领风骚之势。在兰克学派的大本营德国，二战之后也出现了新的变化。譬如基于比勒菲尔德大学的史家竭力赶超欧美同行，从事社会史抑或“历史的社会科学”的研究。

　　饶有趣味的是，也正是在历史学大踏步走向社会科学化的70年代，一股与之志向和取径颇为不同的潜流渐渐涌现，那就是新文化史（有些地方亦称新社会史）和妇女史的实践。具言之，20世纪60年代的史家出于描绘和解释社会结构变化的需要，提倡“眼光朝下”，为处于边缘（比如女性）和下层（比如劳工）的民众发声，为其写史，这些尝试，并不为一个流派所限。举例而言，北美著名史家娜塔丽·泽蒙·戴维斯的《马丁盖尔归来》，被誉为新文化史的开山之作之一，但就其内容而言，又可以归属于妇女史，因为其中的主角是盖尔之妻贝特朗。盖尔夫妇和冒名顶替的“盖尔”三人又都属于社会下层，因此将该书视作史家“眼光朝下”的一个实践，亦十分恰当。意大利史家卡洛·金兹堡的《奶酪与蛆虫》，也是新文化史的一个范例，同时也被称为“微观史”这一流派的开创之作。与戴维斯的取径类似，金兹堡从一个磨坊主的言论着手，以小见大，窥视和描述19世纪欧洲人宇宙观、世界观的变化，同样展现了“眼光朝下”的视角。上面已经提到，马克思主义史家首先提倡史家为普罗大众写史，譬如“眼光朝下”这一提法的首倡者就是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家爱德华·汤普森。汤普森的名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无疑探讨的是一个社会变动、变革的大问题，但他描述的主角不但是处于下层的劳工，而且还从文化的角度分析“阶级意识”的形成。汤普森的著作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之“文化转向”的代表作品，而这一尝试又与新文化史的关注点有着一定的可比性。

　　以妇女史的发展来看，流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一特点表现得更为明显。妇女史研究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是妇女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经常兼涉法律、政治、社会、人文、思想等诸方面。1986年，劳工史出身转入妇女史研究的琼·W·斯科特发表了《社会性别：一个有用的历史研究范畴》，又将妇女史扩展到社会性别史，进一步促进了妇女史研究与其他流派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近年史学界出现的男性史的新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结果。

　　同时，妇女史和性别史研究的开展，还推动了家庭史、身体史、儿童史和情感史等诸多新流派的兴起。这些新兴流派都将历史研究关注的对象，从之前的公领域转向了私领域，打破了两者之间的区分和界限。上述流派亦采用跨学科的方法，如家庭史的开展，与社会学关系密切。身体史、儿童史、情感史乃至最近20年发展起来的“深度史学”和神经史，不但采用了诸如心理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而且还借鉴了神经医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由此缘故，这些流派之间的界限颇为模糊，比如情感史的研究，必然包含身体的层面，因为情感的表达，通常会诉诸肢体动作和语言。在开展情感史研究的同时，也有学者从事相关的感觉史研究；后者更与身体史的研究密不可分，几乎就是其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如果说历史研究方法上的多元化和跨学科，促成了史学流派之间的融合，那么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环境史、气候史、动物史、“大历史”和海洋史等一系列探讨人类与自然和其他生物关系的学派。从其命名而言，读者便可以清晰地看出它们的研究手段，必然会借鉴自然科学的方法。同时，这些流派之间的相互关系，可以说是亲密无间、难分彼此。2022年8月在波兰的波兹南市举办的第23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其主题发言的重点是“动物史和人类史的交互演进”，共有四个场次，分别是“动物的主体性”“人类记录中的动物”“动物的展现”和“野生和家养动物的管理”，后两场都涉及动物在人造和自然环境中的活动。而环境史、海洋史和气候史等流派之间，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它们与“大历史”的研究初衷相似，希望弱化人类在历史上的中心地位，走向“后人类的史学”。上述例子充分表明，当今史学界各个流派之间的借鉴和融合，已经达到界限不分、畛域不明的程度了。

　　二

　　20世纪60年代以来史学界“眼光朝下”的思潮，加上近年来科学技术的大幅度革新，还带来了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势，那就是历史知识的获取和表述，已经出现专业学者和读者之间密切互动的局面。如上所述，19世纪下半叶历史学走向职业化，有力地促进了历史知识的深化和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此同时也造成历史著作与读者之间产生一条明显的沟壑。历史学家希望成为人类过去的代言人，但其著作对于普通的阅读者来说，艰深难懂、枯燥无味。这一现象与18世纪史学大家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既可以让学者在其书房研读，又能放在仕女的梳妆台上的情形，迥然不同了。

　　历史学的职业化在今天并无改变，对史学工作者的考核还出现日益加强之势，但从上世纪下半叶以来，专业学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也出现了彼此积极沟通的趋向。譬如新文化史家的作品，在史学家劳伦斯·斯通眼里，就代表了历史学中“叙述的复兴”，因为其内容的铺陈颇具可读性。上面提到的《马丁盖尔归来》《奶酪与蛆虫》和勒华拉杜里的《蒙塔尤》，情节曲折生动，很具吸引力。另一位当代新文化史的名家彼得·伯克，著述不辍，文笔清新，亦反映了作者注重文字表达、普及知识的意图。

　　这一“双向互动”趋势的出现，并非史学工作者的一己之力或一厢情愿，而是有着双方的沟通和交流。借助互联网和其他新科技，当下历史知识的普及和传播，已经今非昔比。近年来世界各地出现的记忆研究和公众史热潮，便是显例。它们都试图在专业史家的视角之外或之下，自下而上地提供有关过去的知识，从原来的历史知识受众转变为历史知识的参与者。记忆与历史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张力：历史学者希图保持记忆，不让其遗忘，但其保存的方式，又自然和必然带有某种选择性。法国学者莫里斯·阿布瓦赫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集体记忆”的概念，试图将人们对过去的记忆，不再局限于近代历史学提供的框架中，而其同胞皮埃尔·诺拉在70年代主持的《记忆之场》的大型项目，异曲同工，希图从各个方面扩大人们对过去的认知。自那时开始，记忆研究在各国蓬勃兴起，既丰富了人们对过去的认知，也对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互动和互补作用。

　　公众史研究的开展，则是历史学“双向互动”的又一个范例，已经在国际史学界蔚然成风。从事和推动公众史研究的人士同时包括了专业史家和业余历史爱好者或志愿者，其研究手段也颇为多样，从文献资料整理到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的保存，全面展开，充分体现了专业与业余之间的密切交流。总之，当代西方史学界出现的这些新变化，展现出历史学这一古老学问历久弥新的魅力。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9日 14版）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