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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二十大动员，习近平再释中共前行姿态与行动逻辑******

　　(近观中国)为二十大动员，习近平再释中共前行姿态与行动逻辑

　　中新社北京7月28日电 (记者黄钰钦李京泽)7月26日至27日，中国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

　　在这次以“迎接党的二十大”为重要主题的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深刻阐释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的中共党建学者认为，此次会议是党代会前的一次重要吹风会，面向党内关键少数，习近平为即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作全面动员和部署，在统一思想凝聚共识的同时，也对外传递出中共未来的前行姿态与行动逻辑。

　　即将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是在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将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外界注意到，关于中共二十大，习近平用三个“事关”强调大会的重要性：事关党和国家事业继往开来，事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前途命运，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还强调，新征程上，全党必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

　　“这一为二十大定调的表述具有明确的指向作用，也正好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征程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朝着什么样的目标继续前进等关键性问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张希贤表示。

　　从中共十八大开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凡是过往，皆为序章。在专题研讨班上，习近平详细阐述过去5年工作和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他指出，新时代10年的伟大变革，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在总结十九大以来的5年时，他表示“极不寻常、极不平凡”。

　　这8个字里，饱含社会的共鸣：千年小康与百年中共“相遇”，绝对贫困全面消除；当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具体可感；面对国际局势急剧变化，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在斗争中得以维护……有评论指出，一件件具体的事件串联起每个人的共同记忆，共同构建起全党全国面对未来的信心。

　　在中共历史中，党代会不仅是对一段时间内事业的总结，也是谋划未来的思想动员会。在讲话中，习近平向全党明确二十大将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要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两步走战略安排进行宏观展望”，“重点部署未来5年的战略任务和重大举措”。

　　回溯过去，中共十九大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如今，面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未来5年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习近平强调，搞好这5年的发展对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至关重要。

　　“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科学谋划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和大政方针，将是党的二十大面临的关键任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院务委员陈晋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于国际国内大势的分析表明，党的二十大对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在步骤上会更加具体，并将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举措。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道路上，未来的风险与挑战同样“风高浪急”，复杂性严峻性前所未有。对于一个百年大党而言，在未来道路上应保持何种前行姿态？对此，习近平在开班式上明确指出，必须永葆“赶考”的清醒和坚定。

　　“面对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等具体挑战，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时刻不能放松。”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杨金海指出，这场重要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党建问题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向外界明确传递出中共面向未来的“赶考”姿态，这一清醒认识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实政治保障。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龚云进一步表示，这一前行姿态充分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自信和自觉，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征程上将继续勇于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对过往的总结，还是对未来的展望，党建专家认为其背后都体现出一个共同的行动逻辑：为了人民。在讲话中，习近平特别强调，“前进道路上，全党要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同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张希贤分析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从“以人民为中心”到“人民至上”，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到“一切为了人民”，“人民”二字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阶段行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服务的主线一以贯之。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党的初心使命。”杨金海认为，“在新征程新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前行姿态与行动逻辑和奋斗目标、初心使命相互映照，始终如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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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问·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丨尹俊：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中新社北京12月8日电题：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一种“创新论”？

　　——专访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中新社记者李双南

　　编者按：

　　现代化，一场跨越数百年、关涉五大洲的全球社会大转型，贯穿经济、科技、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给世界带来巨变。中国，无疑也是这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经过百年奋斗，中国的现代化蔚然成潮。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为何是现代化模式的创新？其本质要求究竟为何？为何能打破“历史终结论”？“东西问”特稿专栏藉此推出“读懂中国式现代化”专题策划(二)，将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进行解读。

　　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何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中国与西方的现代化理论有何差异？中国式现代化有哪些理论创新的可能性？中新社“东西问”近日就此专访了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尹俊。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弗里德曼曾感叹：谁能解释中国经济，谁就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从您的研究而言，中国经济的复杂性何在？

　　尹俊：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创造了“当惊世界殊”的经济奇迹，如何解释中国经济发展的“斯芬克斯之谜”是经济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中国经济之所以具有复杂性，既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各地区差异较大等特殊国情，也因为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发展历程，不能简单用传统发展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转型”来概括，突出表现为两类转型的叠加。

　　一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体制转型。第一次是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上，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转为计划经济体制；第二次是改革开放后完成了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二是中国经历了两次经济发展转型，即从“重工业优先发展”，到“经济高速增长”，再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转型。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发展转型”和“体制转型”叠加的双重转型道路，也可概括为“转轨发展”，即“在转轨中发展，在发展中转轨”，这就带来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复杂性。

2022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举行。图为首钢园展区。牛云岗摄

　　中新社记者：如何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

　　尹俊：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特征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优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列强入侵，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一些先驱者就已开始探索或推动中国的现代化。直到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彻底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为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根本社会条件。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把现代化的主导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民自己手中，按照中国人民的意志去实现现代化。

　　中国式现代化，短短六个字，内涵非常丰富，既意味着现代化的目标是中国式的，也意味着现代化的手段是中国式的。因此，中国式现代化是手段与目标的双重结合。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目标呢？除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在追求的“民富”“国强”的一般性目标之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初心使命要求，中国式现代化更强调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把人的物质和精神协调发展、人的幸福生活、人民的福祉作为现代化的中心目标来追求。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多维度的。

　　什么是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呢？与时俱进地擘画现代化的宏伟蓝图，确定不同阶段的中心任务和战略目标，并为之接续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建设现代化国家的科学方式，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长期执政的鲜明特征和独特优势。打个比方，西方国家政党推动现代化的手段类似“擂台赛”，常常是“你方唱罢我登场”，而中国式的现代化手段是一种整体意义上的“接力赛”，因而能够做到“积跬步而至千里”。

市民在苏州金鸡湖畔跑步健身。王建中摄

　　中新社记者：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探索，有哪些值得中国借鉴之处？

　　尹俊：现代化起源于西欧的资本主义文明和工业文明，几百年来，简而言之，世界各国现代化成与失的规律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现代化的失败可能在于迷信“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模式或标准，现代化的成功必然取决于“一般性”规律与“特殊性”国情相结合下的理论与实践创新。

　　因此，世界上既不存在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其他国家在现代化“一般性”方面的探索是值得中国借鉴的，但是现代化“特殊性”方面的探索是无法直接借鉴的。

　　何谓“一般性”规律？比如各国现代化都必须一以贯之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工业化、城镇化为动力，以人的福利为目标。这方面的“一般性”体现在各国之间可以相互比较。比如衡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无非是通过总产值、国民收入(或人均总产值、人均国民收入)、工农业产值的比例、城乡人口比例、某些工业品的绝对产量(或人均产量)等经济指标来区分是否实现了经济现代化。

　　但现代化也有“特殊性”。比如各国要因时因地制宜，建立适应本国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符合本国国情特点的上层建筑。与经济现代化不同，各个国家的制度差异很大，并且难以像基数或者序数一样比较。换言之，没有一个制度现代化的标准。遗憾的是，历史上人们往往想当然地，把已经实现经济现代化国家的制度作为制度现代化的标准。这一观点或者偏见，主要受发展主义思潮影响。为了便于抽象研究，发展主义的主流思潮试图把现代化的一切问题都归于纯物质利益的分配，比如把政治、经济和自然环境的问题，转化为物质利益在政府、市场、社会等主体中的分配问题。对于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贫富不均、失业、环境破坏、种族冲突、军备竞赛、战乱等，则认为可以被物质发展的成就所掩盖；或者说，只要物质经济发展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而漫长的世界现代化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生搬硬套其他国家现代化路径的国家，注定无法成功。

航拍雄安新区郊野公园秋景。韩冰摄

　　中新社记者：关于中国式现代化本质特征的理论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补课论”、“趋同论”和“创新论”。为何您的著作赞同“创新论”？

　　尹俊：改革开放以后，曾经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中国是在落后生产力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得不回转头来“补资本主义的课”，通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这种“补课论”的错误在于，1840年以来的中国现代化实践已经证明，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走不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灵活创新体制机制，是为了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奠定向高级阶段迈进的物质基础。

　　另一种错误的观点认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区别以后会越来越不明显。这种“趋同论”的错误在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和实行按劳分配原则，这是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实行的，是同资产阶级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分配原则根本对立的。即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都以提高生产力为目标，甚至都采用了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仍不同，比如资本主义难以摆脱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问题，而社会主义有制度优越性。

尹俊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受访者供图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种“创新论”，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古国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是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长期过程。这一过程既包括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也包括制度的不断完善，是一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这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也会带来中国乃至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的大发展，我们不能辜负这一时代。(完)

　　专家简介：

　　尹俊，北京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院长助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中国式现代化、五年规划、习近平经济思想、数字时代的组织管理等。已出版《中国式规划》《经济低碳化》《中国新型城镇化之路》《领导力的本质》等著作，在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Journal of Innovation & Knowledge等国际高水平刊物发表多篇论文。其今年出版的新书《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式现代化：重读厉以宁》，综述和提炼了中国特色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分析框架。